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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学】我在岁月中穿行

时间:2016-05-09 17:30:38来源:安徽省滁州中院阅读:268次
导读:一        我最初接触到书本的时候,大约只有五岁左右,还是个顽皮的农村放牛娃,那时候的乡下还没有现在的学前教育,所以基本是识不多少字的。  &n...

        我最初接触到书本的时候,大约只有五岁左右,还是个顽皮的农村放牛娃,那时候的乡下还没有现在的学前教育,所以基本是识不多少字的。

         那年的夏天,三哥放暑假,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一本小说,书的名字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是抗日题材的《平原枪声》。三哥那时上小学二年级,他躺在床上磕磕碰碰地小声念着书中的文字,我也是紧挨着躺在他的身旁,默默地听着他读出的每一句话,心驰神往的好像自己也投入到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去了。当时我对书里的一个人物特别崇拜,他就是游击队队员赵振江,崇拜的缘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位了不起的神枪手,他打起仗来是枪枪不空、弹弹咬肉,那叫痛快、解恨。当三哥读到日本鬼子对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我的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当赵振江突围时负伤渡河,正在泅渡的他,看到已上岸的几名战友被早已埋伏的鬼子用刺刀捅死,他当即脑袋一昏顺水飘走时,我旋即来个鹞子翻身,双膝跪在床上,小脸涨得通红,眼睛直勾勾看着三哥,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拼命地摇晃,大声嚷着,叫他快快告诉我神枪手赵振江到底有没有牺牲。三哥对这个神枪手赵振江这时所处的境况也想探个究竟,但苦于文章换到了下一章节,一时半会儿还真是不知道他的死活。这时,我灵光一闪,对三哥嚷到,快把书使劲朝后多翻几页,看后面的文章里有没有赵振江的名字出现。三哥也觉得我此计甚妙,于是在翻了十多页之后,果真又欣喜地看到神枪手再次出现在打鬼子的战场上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那无比兴奋的情景,顺势向后一躺,脸朝上两腿近似疯狂地向上交替乱蹬,嘴里不停地喊:“哈哈……神枪手没死!神枪手没死!”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对小说产生出了些许的兴趣,因为那书中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会儿让我喜悦一会儿又让我悲苦,一会儿又让我浮想联翩,这也许就是书本带给我的的魅力吧。

         时光荏苒。当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了一定的独自阅读能力,有不认识的字,通过查《新华字典》也能认得了,可是我毕竟是孩童,对生活里的事不甚理解。一次,我从已上高中的大哥床头拿了部小说,书名是《火种》,写的是旧中国三十年代之前发生在的工人运动,书中的男主人公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但女主人公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名字叫殷羽花,之所以我能记住她叫殷羽花,是因为在书中描写她与丈夫的一段情景让我在哥姐面前落下了的笑柄。那天,大哥和二姐正在厨房里吃饭,我拿着书找到他们,对大哥说这书里话我有些不懂。大哥说书里的哪句话不懂说出来听听。我说,我在跟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不都是在你们的脚头前睡的吗?为什么她(殷羽花)怎么与丈夫在新婚之夜,他们不是在床的两头睡而是在一头睡的呢?不然的话,她咋能够摸到他丈夫宽厚的脊梁呢?我说的话刚结束,就看二姐的脸一红接着是低下头在不声不响地吃饭,大哥听了我的话先是一楞,随即是捧着饭碗一猫腰跑出了门,出了门的大哥这时才“噗嗤”一声笑出声,我看他将嘴里的饭粒都喷了出来,眼泪也似乎流了出来。我当时确实是纳闷,根本就不知道大哥他为啥好笑,也不知道二姐她为啥脸红,他们没一个对我的困惑做出解释。可能是我提出的问题让大哥和二姐他们觉得太尴尬了吧。

        我读初中时,班主任是我的语文老师,是一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说话平和友善,上课时温文尔雅不但受女同学垂青,男同学也非常喜欢,若是上他的课,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所以我们平时只要一有空就爱朝他的宿舍跑。有那么一天,我在他的屋里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国作家曲波的《林海雪原》,一本是台湾作家钟理和的《原乡人》。我当时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可能是老师有所偏爱吧,看我对这两本书爱不释手,就让我带回家去阅读,我道了声谢谢转身出门时,老师说了三句话,一是不用着急慢慢看,二是不能耽误了学习,三是要爱惜书籍。这两本书对我今后的文学爱好影响很大。读钟理和的《原乡人》,感觉书里文字非常质朴,浓浓的故乡之情犹如春风拂面般亲切温柔。语言毫无一处是苦涩难懂。读曲波的《林海雪原》,感觉书中的少剑波(即代号203首长)是何等的智慧,杨子荣、高波是那样的英勇壮烈,土匪是那般的凶残狡猾。后来我还知道,这部书基本上是作家曲波以纪实性手法描写解放军进山剿匪的成功战例,少剑波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作者在决定写这部小说时,其也只不过是小学五年级水平。此后约二个月时间,我才把老师借给我的两部书看完。在还书的路上,我心中忽然萌发出小小的冲动,曲波只读到小学五年级都能写《林海雪原》,我现在是初中生了,为啥不能写点呢;钟理和写《原乡人》的语言虽是朴素,却让我万般地亲切。我想,将来我写的文章一定要直白,让我的读者阅读起来感觉不辛苦。

        “文革”时期,是年轻人无处安放美妙青春的年代。那时的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极度贫乏,就连好多年前我们已早不使用的收音机,那时都是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电视了。当时每家除了一个有线的仅限于收听用的小广播之外,就再无其它能产生响动的东西了。小广播估计有菜盘子大小,是用细细铜线缠绕在磁铁上再加块黑漆色的帆布等简单几样零件做成,工作时帆布所产生的震动才有了声音,音量微弱且不能调谐。

         有一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广播里播放毛主席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诗词,其中一句‘不须放屁’就让我非常诧异。我在想,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说的话咋也像我们农家村夫那么粗呢?后来我才知道,是主席对当时的美、俄、英三大国的极度不屑和轻蔑而表现出其铮铮铁骨的志气。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约四时许,我当时拎个篮子正在田间打猪草。忽然,村里的高音大喇叭响了起来,因为是一段哀乐长时间地先响了起来的,我知道肯定是一位大人物去世了,接着是一位男性广播员用非常低沉的声音开始播送,在他播出好多冠名的头衔后,说出了我最不想听到的也是非常害怕听到的一个人的名字,他说:“……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登时我觉得浑身一颤,心头顿生恐惧,拎着篮子就朝家奔去,边跑边想,这次看来天是要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们中国可能又要回到那万恶的旧社会,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又要反攻大陆了,到时候又该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

         我刚进村子,就看见许多人都站在门口,脸上表情肃穆面对着广播,其中还有几个年高龄的老奶妈坐在门前的石墩上在不住地抹着眼泪。我一头闯进家门,看见母亲正在箱子里不停地在翻什么。我急促地大声道:“妈,毛主席去世了!毛主席不在了!妈,刚才的广播您听到了吗!”母亲没有应声,她转身时我看见她的手里多了条白布,只见母亲两手扯紧那白布的一端,用牙在中间咬了一下,接着双手用力一撕,只听“刺啦”一声,母亲就将白布扯成了两条。母亲眼泪噙满着泪水,把其中的一块布给了我,自己随即先把白布扎在头上,母亲对我说:“广播的声音那么大,妈又不是聋子。这就当作咱家的孝布吧,快戴在头上吧。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大救星、大恩人,就当咱家今天过世了一位长辈。”我于是就当着母亲的面,顺从地把那条白布扎到了头上。这时的耳边响起的仍然是滚动播放的哀乐、讣告,我和母亲出了家门,看见好多众乡亲都是满脸的凝重,长吁短叹,他们看见我们的装扮,个个均心领神会。不一会儿,人人都在头上缠了块白布,未到晚饭时分,满村子的男女老少就都是这般的装扮了,那些顽皮的孩子好像也突然地懂事起来了,一改往日的嬉闹,默默地跟在大人身后,有的抱柴烧火,有的拢猪进圈。想必这些孩子知道,若这时因嬉闹再挨父母的痛打是多么地愚蠢。因为家中的亲人去世了,谁在这时候还能神气得起来呢。

         秋风落叶枯满地,忽闻一片哭泣声。

         我记得县里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地点,是选在省直单位农师院(现改为安徽科技学院)大操场,那天我们的胸前都戴了一朵小白花,县里的好多所学校的学生及城里的机关单位和市民约二万人到会参加。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的上面和两边是黑色的绸带,台子的两边扎的彩门,门上插满了松柏树枝和硕大的用白纸做成的花朵,主席台上的两旁是两名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怀抱着冲锋枪像雕塑一样站立,会场的四周也是身扎武装带手持钢枪的基干民兵,整个会场庄严凝重肃穆。当一段哀乐声过后,县委书记声泪俱下地宣读了悼词,这时我才知道我县当时是四十八万人口,因为他说:“我们凤阳县四十八万人民,今天都沉浸在无比得悲痛之中……”大会进行不到一半的程序,会场里已是哭声一片了,那些痛哭的人大多是年纪较大的老头、老太太。由于大会的组织者考虑得缜密,有不少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穿梭来往于会场,他们将那些因过分悲恸而哭昏厥的人快速抬进了救护车抢救。我从他们悲痛的表情里看得出,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是对毛主席的无限眷恋和无限热爱。他们都是亲身从旧社会一步步走进新社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旧社会是无依无靠,有的还可能是卖儿卖女,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让他们翻身得解放,让他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所以,他们今天的感情流露是真挚而朴素的,无一丝一毫的做作之嫌。

        母爱是无私的,是永不停息的。没有一位母亲是不爱自己子女的。不管怎样,母爱终究是生命中最真挚、最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家所处的村子离山不远,约有三里地,小时候进山放牛时,会常常看见山坳里有被人丢弃的死婴。起初我很恐惧,回家对母亲说了此事,母亲听了叹口气说,可能是因为孩子有病没法治了吧,不然,谁会做出让爹娘揪心一辈子的事?   

        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国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平时的生活已是颇为艰难。听母亲说,在母亲生下我的第十天,我便患上了严重肺炎,整日咳嗽并且是连续的高烧不退。当时,我的上面已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对我这个生不逢时的弱小生命而言,来的可真不是时候,似乎也是可有可无的了。本家的几位叔叔大伯对母亲说,这娃就是个“讨债鬼”,扔到山上的乱坟岗算了。此时,我已被高烧折磨得眼球直直地在向上翻滚,可谓是命悬一线。母亲看着怀里的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央求着父亲快到生产队的会计家借钱,然后到医院找大夫给我看病。母亲是抱着我,在她的身上裹了一床棉被之后,由家人拉着平板车到了公社医院。结果大夫只用了两针“青霉素”就将我转危为安。以至于在我十多岁那年的除夕,祖母拉着我的小手,用感激的眼神望着正在忙碌的母亲,夸赞母亲的孝顺与仁厚,转脸又咒骂曾经要把我扔到乱坟岗上的那几个叔伯。骂他们心肠狠都不是个好东西,否则,今天哪里还有这个活蹦乱跳的孙子站在自己的面前呢。

        母亲带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会努力成为您的骄傲,永远。我感谢您---母亲,我也会善待奉养您---母亲。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说:“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母亲伤心,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无论他多么有名,他都是一个卑劣的人。”

        我想我是永远不会让我的母亲失望的。

         下雪往往是人们最为开心的事,特别是尚处于孩童时期的我对此尤为兴奋。洁白的雪花每一次着地,都是对大地的热情拥抱与亲吻。它总是轻轻地降落,无声无息的来到人间,它用柔软的身躯滋润着大地之万物,让人们看到了真、善、美。韩愈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不就明显说明了白雪具有舍己为人的品质吗?

         雪,不但只是孩子们喜欢,就连我家养的那条大黑狗虎子也喜欢在厚厚的积雪上撒着欢地打滚嬉戏。我问母亲为什么连狗都喜欢雪,母亲说,雪是狗的“舅舅”,你想啊,做舅舅的一年才来那么一次看望外甥,这外甥躺在舅舅的怀里能不高兴吗?我说,那我也喜欢雪,难道这雪也是我的舅舅?母亲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弯下身子把我揽在胸前,指着地上的积雪说,很早很早以前这天上是不下雪的,下的都是雪白的小麦面粉,是老天爷救济凡间的穷人的,可后来为什么下起了雪呢。因为有一天,这老天爷扮作一讨饭的乞丐来到一户人家,向一位怀里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要口饭吃,那年轻母亲非常厌恶这乞丐,说家里没吃的给你。乞丐说,你家不是有很多面粉吗?你不能烙块大饼给我吃吗?年轻母亲说,我就是烙块饼也不会给你吃的,我还要给我的娃焐屁股呢。这老天爷可就动了怒了,从此,这天上就不再落那白花花的面粉了。我信以为真,对母亲说,这熊女人的心咋这样恶毒呢?母亲抚摸着我的后脑勺继续说,你将来长大了,可不要看不起穷人,这穷人啊哪朝哪代都会有的,你对待他们心里一定要有颗善心。这俗话讲得好,‘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莫笑穷人穿破衣。’现在站在你眼前的是穷人,可也许将来他就是你的大恩人呢。

         母亲是不识字的,但她说的话就像是一幕幕童话电影,母亲虽然在说这些故事时言语不是铿锵有力,但她说的每句话像娟娟细流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田,也唤醒了我幼小的善心。

        说到了童年,这记忆的闸门倏然开启,脑海里的那细浪如银般的趣事纷纷就呈现在我的眼前。

         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到县城里居住的大姨家玩,虽说中间隔有约十五里的路程往返皆须步行,但我仍然是乐此不疲。因为这大姨家的院门口有家摆小人书的人家,花上二分钱就可以看上半天。这家人的小人书足有好几百本,最让我感兴趣又百看不厌的书是“岳飞传”。到如今我还记得什么‘岳飞枪挑小粱王’、‘王佐断臂巧收陆文龙’这几篇故事。后来这家人知道我是大姨家的亲戚,又看我对书是那样的如饥似渴,像饥饿的人一下子扑到面包上一样,索性我再去时就不要我的阅资了。他家的小孙子和我年龄相仿,后来我再去大姨家时,给他的孙子带过几只“蝈蝈”,一包在山上采摘的“蘑番”(学名叫树莓的一种野生植物所结的果子)和十来个我捕捉的小螃蟹,这些可都是城里孩子的稀罕物,一来二去,我和他的小孙子俨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后来我读初中时,鲁迅有篇《故乡》的文章,里面有描写幼年的‘我’和那红活圆润的‘小闰土’之间的友情,我当时就在课堂上想,这不是我们俩当年的情景再现吗。

         我们那时候的农村中小学是要放秋忙假的,就是在秋收季节孩子们帮着家长干些琐事罢了,通常说是拎个篮子带上小铲子或锄子到生产队已收过的山芋地里拾秋,虽说假期不是长但因老师没布置家庭作业,故此,这也是我们短暂的欢乐时光。常常我们是三五人一组,用自带的工具在田埂上先挖一像锅灶似的坑,派出几人去拾些柴草及诸多的干牛粪,在点燃柴草后再把干牛粪堆在上面,最后是把各自所拾的山芋放入其中,中途若火头着得不旺,我们就依次鼓起嘴巴大口气使劲地吹,约一小时的功夫,我们才把那些半生不熟的山芋扒出来,用黑乎乎的小手剥去山芋皮后再慢慢地啃食。其实,我们哪家的院子里都堆满了从生产队分得的山芋,几乎顿顿吃饭都离不开山芋。可是,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野趣,似乎就是要摆脱家长长期以来的束缚与絮叨,有些放纵自我的快感。尽管我们的双手沾满了牛粪上的草末和灰土,两边的腮帮也抹得黢黑,但我们个个均掩饰不住久违的愉悦。

         童言无忌。这可能是在我整个学生阶段领悟得最深的一句成语了。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有天下午我们上的是语文课,学习的课文是说一位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个叫金迅华的知识青年。文章的大意是当时恰逢洪灾,金迅华所处的生产队里,有两根木头被洪水冲走,金迅华表现出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纵身跳入湍急的洪水中试图抢回这集体财产,结果是自己壮烈牺牲,同时文章的中部还配有一张与汹涌洪水搏斗的插图。授课的语文老师是位三十多岁的男性中年人,他在给我们朗读完课文后,问班里的同学有没有问题需要提问,我是第一个率先举手发言提问的,看到有同学踊跃发言,老师面孔露出了喜色。我说:“老师,这课文的最后为什么没有交代这两根木头有没有被找回呢?”我看老师脸上喜悦的表情立刻淡了下来,不耐烦地说:“这个就不用你瞎操心了,还有别的问题要问吗?”我紧接着说:“这金迅华就为了捞两根破木头,结果把年轻轻的生命给弄丢了,这让他爸妈多伤心多痛苦,我看一点也不划算,老师您分析一下我说的有道理吗?”我突然感觉班里的空气好像是被瞬间凝固了,老师的脸也扭曲得变了形,只见他把课本猛地朝讲台上一掼,手指着我吼道:“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头脑里作怪,你的思想极端危险而且反动,快给我滚出去!”我刚想再为自己申辩几句,只见老师疾步走到我的跟前,右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硬是把我拽了出门,他转身时又朝我丢了句话,“以后凡是我的课,你就站在窗外听,没我的同意绝不准你进教室。”我委屈的眼泪无声地顺着脸颊流淌,真不知道刚才捅了多大的娄子。

         这件事不知啥时被校长知道了,第二天上午的课间操时间,班主任告诉我说校长要我到她的办公室去。校长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平时为人就和气,但她家也有不幸的事。她的丈夫是部队的干部,平时是很少回家探亲的,她家原本有一女儿,小时候却患上了癫痫病,当病魔发作时家中又适逢无人照应,结果女儿在栽倒地时头碰到了某一锐器上,待被人发现时早已没了生命体征,若她女儿健康地活着的话,估计也有二十多岁了。到了校长室门口,我喊了报告,在听到校长那甜甜的一句“进来”声音后,我便慢慢地走到校长的面前。校长看着我,用她那温暖柔棉的大手把我拉到跟前,轻声问了缘由。于是,我就把在课堂上的发生事情原原本本地向校长哭诉了一遍。校长听后,只是笑眯眯地说了声:“童言无忌。”过后校长又对我说:“你去上课吧,要好好学习,你的事情待会儿我会亲自与你们的语文老师说的。”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校长之所以没有被当时狂热的政治运动所左右,是因为她本人也正在经历伤子之痛。也许,她作为一个母亲,是最能感受到失去孩子那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还是在多年之后,我在回老家看望父母时碰到了那位语文老师,我马上趋步上前主动向他问好。老师一下子竟喊出我的名字。言谈中,老师竟对在课堂上斥责我的那件事仍记忆犹新,且诚恳地向我表达了歉意。我呵呵一笑说:“老师,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您老也别在意。你们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从本意上说要求学生政治上积极进步,爱护公共财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是无可厚非的,我若是当时换做您,也是会对学生这样做的。”老师叹口气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县一次就牺牲了八名战士,其中就有我好朋友的儿子。我的大儿子当时是参战的炮兵,我们几乎是每个星期就互通一封信,告诫他既不能当逃兵辱没了祖宗,又嘱咐他要远离风险。那段日子,我们老两口头发白的也真快,尤其是老伴,整日以泪洗面茶不思饭不想,觉得孩子能平安回家对父母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现在若再回过头想想你当初的课堂提问发言,绝不是没有道理的,童言无忌啊。”

         我的高中是在离家三十里地外的千年古镇(临淮关镇)上就读的。学校操场的院墙外约一百米远是津浦铁路线,每当临近中午时分,固定地有一趟客运列车在出了临淮关车站后徐徐向着家的方向驶去,我看着车就想到了家。我每每产生这种想法,就在心底骂自己没出息,可能是因为我是家中的“老疙瘩”,十几年从未出过门,故有此念想也不奇怪吧。

        一天的晚饭前,我独自到操场去散心,远远看见四五个人站在跑道的计分水泥阶梯上比划着什么,我走近前细看,才知道这几人不像是在校的学生,因为我从他们的装扮和年龄上看出与学生的差异的。其中一人的手中拿着相机在拍照,这种相机的牌子我知道,是120mm的黑白相机,奇怪的是在他们中的两人肩上各扛着一副金黄色的肩牌,再看那两人的上衣,也是老旧的土黄色中山装样式,我猜想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位的父亲曾经是被授过衔的军官。他们就这样依次拍照,还一定要等到身后有列车经过作背景时才撳下快门。我站在旁边暗自好笑,你们这不是虚荣心在作祟吗?,父辈的荣耀又能给你们带来什么福祉的呢?再说,那黑白胶片被冲洗出来也分辨不清你们所佩戴的是肩牌呀。我看着无趣,心想,每人都希望自己的前景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但更希望自己后人的事业是“映日荷花别样红”。可美好前程还是要靠本人的不懈努力来争取,不能永远活在先辈的光环里,即使是那也长久不了。

        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进入政法部门被分到法院当了一名书记员,过了三年,法院开始分发制服,跟随制服一同下发的不但有大盖帽还有两副鲜红的肩章。我看着肩章当即想到了在中学操场上的那一幕。我将来是不会让孩子再上演那出滑稽戏的。十九年之后,我原先的顾虑看来是多余了,因孩子较我同时期更为优秀,我似乎看到夏日里那满池塘姹紫嫣红的荷花,正在迎风摇曳。

         人的一生是不断探索求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延伸,视野的拓展,阅历的增加,人们获取的知识就会得愈来愈多。“知识”一词,哲学给它的定义很长且比较绕口,说到底就是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总和。知识的积累一是出自书本,二是来源于我们对生活、工作的感悟。

小时候我初次接触到地球仪,就对地球是圆圆的模样甚为不解,他还比喻说地球就像说是学校操场上打的篮球。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叫地球,这块像大公鸡模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国,美帝国主义就在我们的脚下。老师说着便随时转动着地球仪,并指出美国的位置。我惊异地看着老师说,我感觉天空就是一个像玻璃罩那样扣在我们头上,这脚下的大地是平平的咋会是个圆圆的球呢,再说,我们脚底下的美国鬼子天天头朝下喝水、吃饭,难道不头晕目眩吗?难道他们不掉到云彩里去吗?老师说,宇宙中本来就没有上下左右之分,再说这地球有吸引力就像你们经常玩的吸铁石。老师这么一说,我是更加地疑惑了,便与老师辩解道,你说地球有吸引力,可我们人身上没吸铁石,这脚底下除了黄土就是石头也没见到什么吸铁石,哪有吸引力的呢?老师看着我发怔的眼神,可能觉得对我再如何解释也是对牛弹琴,就耸耸肩走了。那段时间,我带着这个疑问逮谁问谁,结果不是他回答不上来就是我听不懂。现在想到这事,还是觉得有趣。

         八四年的春天,我被院领导调到大庙法庭工作。那时候,院领导是鼓励我们书记员独立办理案件的。由于当时的庭长身患中风在家治疗修养,院里一时间又抽不出人手,于是只剩下我便成了“花果山”的大王了。

         当年的夏天,庭里来了一位当事人,诉说因为纠纷自己被邻居殴打致伤,准备向起诉。我问,你们的纠纷派出所有没有先行处理过?他说派出所的夏所长已处理了,但是对方赔偿我的医药费太少,我觉得不公平。我看他这说话的言语间面露怯意,问其缘由,他才不无顾虑地说,你们法庭可是属于派出所管的?我说,派出所与法庭分属两家单位,从理论上来说,法庭比派出所还高半级。再说,到法院打官司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谁也是无权干涉的,我们是依法行使独立审批权。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此人持诉状来到了庭里(当时基层法庭可以直接立案受理案件),我在给他做了问话笔录之后,便随即给被告开具了一张传票,让他带给村干部转交给被告到庭应诉。次日一早,夏所长来到法庭找到我:“说那某某打架的案件我已处理过了,为啥你们法庭又受理了呢?”我说:“当事人对你们派出所的处理结果不服,他有权向法院起诉。”我想给所长多留些面子,没说是对你所长的处理结果表示不服。那知道所长在听到我的话后,猛地一巴掌拍在我的办公桌上,大声吼道:“小吴,你这是在跟我捣蛋,故意搞两家单位不团结,我们派出所对此事已做了处理,并且双方都是在赔偿协议书上签了字捺了手印的,你们法庭哪有再审理道理?”我当时就感觉血液直朝头上冲,说好听一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白了就是个愣头青,便不甘示弱地也“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豪气地大声对所长说:“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法庭对案件有最终的判决权,任何人都不得进行干涉。”所长见我可能是个不可理喻之人,气哼哼地是再没说第二句话转头就走。我看着他的背影,完全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喉咙里竟然哼起当时非常流行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里的音乐来。

        我们都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这白天有几个人在一块说笑感觉不到什么,但是若到了晚上就显得寂寞了。因我的家离法庭有六十里的路,故只能是在每星期六的下午才可回家。当时法庭这一片居民区只有夏所长家有一台12吋黑白电视。晚饭后觉得无聊,便像往常一样准备再到夏所长家去蹭电视看,当我要迈开腿时脑瓜里瞬间有几秒钟的犹豫,心想,几个小时前我俩还因为案件争吵过,若现在转脸又去他家,会不会被夏所长给撵出来?但这个想法随即又被我瞬间给否决了,因为我非常天真地认为,下午我们是发生了争吵,但那是因为工作上出现的分歧而引起的争执,现在是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与工作没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我去他家看电视应该没什么尴尬的。

         所长的家离法庭只有三十米的距离,居住的是一个不大的庭院,主房是座北面南的三间瓦房,中间是客厅,东首就是他的卧室,客厅与他的卧室隔一道门帘。到了所长家后,碰巧所长不在,是所长的爱人史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泡茶又给我搬椅子。看到中途,我听到客厅里有脚步声,我回头一瞧,正好看见夏所长的右手掀起了门帘,当他与我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他当时表情是一怔,嘴里连连发出了两声“哎呦!哎呦!”看得出他对于我的到来深感意外,他绝没有想到我这个熊孩子的脸皮是这般地厚。随着几秒钟的尴尬过后,所长很快恢复了常态,热情地招呼我喝茶,接着又弯腰提暖瓶要给我的杯子满上。我此时不能再不懂事了,慌忙抢过他手里的暖瓶,给他和史阿姨的茶杯斟满,并向所长连声说谢谢。看电视的中途时分,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所长在笑眯眯地上下打量着我,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道:“小吴真不错,小吴真不错。”我腼腆地朝他笑了笑算是给他作了回应。

         奇怪的是第二天上午,派出所里的一哥们到法庭里说:“吴老弟,你给我们所长是送了礼还是给我们所长灌了蜜。”我说:“咋了。”这哥们说:“今天我们所开会,本来是研究镇上最近发生的一起盗窃案如何破,可所长却是一反常态不谈案件,嘴里却老是说法庭的小吴这孩子真好、真不错。我们问其缘由,可所长笑眯眯地就是不解释。”接着是所里的其他几位也像刚才这位哥们一样穿梭来到法庭,嘴里叙述的基本同样的内容。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忽然觉得芒刺在背,悔恨自己当初的无知与鲁莽,同时也感叹夏所长那厚德若谷的胸怀。我想,可能是我当时的那颗心没受到世俗的熏染,是那颗单纯无邪的心灵打动了他吧。

          夏所长不但是我的尊敬的长辈也是我课堂外的一位老师,从他那里我好像是忽然成熟了许多,也领悟了很多的道理。在此后的一段时光里,所长动员我向组织写份入党申请书(那时候法庭和派出所同属一个支部)并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的党员转正那天,所长向支部大会对我在法庭工作的三年,做出了客观的积极的评价。

        丰子恺老先生说:“这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我来到这个世上穿行于岁月中,用朴实的语言客观记录了我人生当中的若干个瞬间,这里有对过去时光的追忆与缅怀,也有对前辈的感恩与思念。

         我只想做个有心之人,离开紫陌红尘的喧嚣,擦拭心灵上的灰尘,抒发自由之内心情感。看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在岁月中穿行,周而复始。掬一杯香茗,沉淀过往,记录寥寥迹痕,仅此而已。


          作者:凤阳法院  吴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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