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他们在为行李超过飞机的载重而发愁。
就在这个时候，张大千匆匆忙忙赶来了，他随身带来的还有78幅画作。其中62幅是张大千历时几年临摹的敦煌壁画，虽非真迹，但价值连城，另外16幅是他收藏的古代名画。因为78幅画作不仅体积大，而且重量不轻，一行人都不愿让张大千带上这些。的确，当时的情况，保人远比保画重要，但张大千坚持要带。此时，杭立武果断地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拿出全部身家——二十几两黄金，对张大千说，包括行李和黄金，这是我的全部家当，现在我丢下，带你的画作，但条件是，到了台湾，这些画要全部捐给博物院。张大千只好答应，而且当众写下字据。后来，这些画作成为了台湾博物院的馆藏重器。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为了北京故宫文物的安全，就委派杭立武先生负责文物南迁，他和相关文物专家精心选择了最有价值的文物19557箱，历经千难万险运抵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运抵南京。
日军进攻南京时，大量难民涌入城内，作为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的杭立武立即联系在南京的一、二十名外国人，组织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容难民。日军进城屠杀后，很多人逃进安全区，到12月17日已收容难民5.2万人，在日军暴行最烈时，难民最多达25万人。杭立武保护同胞的功绩，留名青史。
抗战结束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许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随后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
杭立武先生对文物去台，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可谓殚精竭虑，居功至伟。故宫文物南迁台湾一事，众所周知是由蒋介石、宋美龄委派杭立武先生主持的。文物运抵台湾后，由于没有存放地点，有权威人士动议运存国外，被杭立武提议否决。后来在他的亲力亲为下，为文物在台中找到了存放地。
后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成了荟萃中华民族文物精华的南北重镇。
晚年的杭立武，情系故土。委托友人到滁城的故居榴园取一把故乡的泥土，拍一张他当年亲手栽下的石榴树，以寄托他的思乡之情。据新锐学校高中部王老师说，那棵石榴树现在仍在文德桥北边的榴园小区内，生长得很好。
杭立武也和南京中山陵的总设计师吕彦直，南京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胡竞铭，原复旦大学的校长章益一起，成为新锐学校历史课堂上常被提起的人物，他们都是滁州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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