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山是首批被林业部确定的“国家森林公园”，1997年又被林业部评为“全国森林公园十大标兵单位”，1988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1年国家旅游局评定为“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区”。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区西南，城山相接。山由晋元帝司马睿以其王封号而得名。
景区内具有十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古树名木遍布景区古建筑群周围，琅琊山特有的琅琊榆、醉翁榆苍劲挺拔，琅琊溪淙淙流淌，让泉、濯缨泉等山泉散布林间，归云洞、雪鸿洞、桃源洞、重熙洞等洞洞神奇，九洞十八泉处处引人入胜；茂密的森林，清幽的景色使其具有“皖东明珠”的美誉。
琅琊山风景区，包括琅琊山、城西湖、姑山湖、胡古等四大景区。主要山峰有摩陀岭、凤凰山、大丰山、小丰山、琅琊山等。景区以茂林、幽洞、碧湖、流泉、名亭、古寺为主要景观。山间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有始建于唐代的琅琊寺，有卜家墩古遗址留下的大量古迹和文物，还有著名碑刻唐吴道子画观音像、唐李幼卿等摩崖碑刻近百处。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自唐宋以来李幼卿、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梅尧臣、宋濂、文征明、曾巩、薛时雨等历代无数文豪墨客，达官显贵为之开发山川、建寺造亭、赋诗题咏，留下大量、卓越的文化遗产，拥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胜境”。
其中唐建琅琊寺为皖东著名佛寺，也是全国重点寺观之一，宋建醉翁亭因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著《醉翁亭记》一文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山林幽谷中重修和复建的南天门、野芳园、深秀湖、同乐园等景点和历代书法名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真、草、隶、篆”碑刻与山中原有古道、古亭、古建筑相得益彰。
琅琊山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相互交融，相映生辉，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南天门上为纪念碧霞元君修建的古碧霞宫是著名的道教场所，琅琊山流传千百年的“琅琊山初九庙会”至今沿袭。
风景秀丽的琅琊山，名胜古迹遍布，古刹、名亭、古关隘、古驿道、碑、碣、摩崖碑刻等大量不朽的文化遗产无一不印证了琅琊山渊源久远的文化历史。琅琊山与城市紧紧相连，它临江近海，襟江带淮，势为南北之要冲，东西之走廊；自古地处“吴头楚尾”，历代为交通要驿，有“金陵锁钥”之险，“九省通衢”之要；繁荣的经济文化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文人雅士云集，僧尼道士传道颂经；儒、释、道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可谓“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
素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美誉的琅琊山，有极高的旅游品位，是人们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学研究、访古探幽、回归自然的理想去处，历来为中外名人和旅游者所青睐。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光临过琅琊山。
文以山丽，山以文传，林壑优美的琅琊山为古人更为今人赋予勃勃生机，它既是科研、教学的基地，更是中外宾客理想的旅游胜地。
琅琊山虽不高但灵气多，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已“修炼”成一座文化名山。从文化建设来看，主要有三次高潮，一次在唐朝，一次是宋代，达到高峰，还有一次是明朝，都创造了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检视琅琊山的文化成长“年轮” ，梳理一下发展脉络，本文着重梳理唐朝的文化盛事。
冠名：琅琊山有了“王者之气”
一位名叫田翔千的游客为琅琊山写下两句题词：“东晋开山气呑山河，中唐建寺誉满神州”，说了早期文化建设的两件“开山”之作。
据记载：琅琊山最早开发于唐代大历年间。当时琅琊山并无正式名称，时仼滁州刺史李幼卿根据东晋琅琊王司马睿曾“驻跸于此”﹙即避难﹚为依据，将此山命名为“琅琊山”。于是滁州就有了一座以帝王称号为名的山，使原本无名的土山丘有了“王者之气”，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用帝王名号不是一件随便而为的小事，非得象刺史李幼卿这样的官方代表才能堂而皇之地率性为之。
从王与地名的因果关系来看，有几种情形：
一是因地名得王名，汉代刘邦分封子侄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刘安被封在淮南而被称为淮南王，他因炼丹而发明豆腐，还编写一部名著《淮南子》。
二是因王名而得地名，琅琊山即是因琅琊王“驻跸”得名。如深究，琅琊山走了一条“由地名得王名，再由王名得地名”的完整循环：秦朝设有琅琊郡，在今天山东省胶南县一带，西汉时设琅琊县，东汉又设琅琊国，西晋时有司马伦等四代被封在这里，称为琅琊王，再后来司马睿承袭琅琊王，避战乱来滁州，由此摩陀岭变成琅琊山。
三是因事用帝王年号为名，最有影响的是江西景德镇，北宋真宗赵恒在“景徳”年间派官员监制宮庭用瓷，在每件瓷器底部标上“景徳年制”，於是此处便得名“景德镇”；“景泰兰”是从阿拉伯经中亚传入我国的工艺美术品，颜色呈兰色，因明代宗朱祁钰喜欢，命人仿造，人们用代宗的景泰年号将此称为“景泰兰”，从此这项工艺在我国传承五百多年，不断发扬光大。
建寺 ：琅琊山有了佛光灵气
清康熙版《滁州志》记载：“按唐催祐甫《宝应寺碑》云，大历中，刺史李幼卿与僧法琛建列图将进，天子夜梦游一山寺，形胜制度，隐然在心。忽览封章，冥合符契，因赐号‘宝应’”。
大历中是公元771年，当时的皇帝代宗李豫夜间做一梦，梦见自已走进山中一寺院，美如瑶台仙境，恰巧侍从送来琅琊寺设计图，唐代宗看与己梦中所见一模一样，觉得这是难得的吉兆，于是欣然御批“宝应寺”为寺名，“宝应”二字既是应验梦境，也是他初登皇位时所用的年号。由此，一座佛教寺庙落户使琅琊山有了佛光灵气。
也许是机缘巧合，佛教传入中国也与一位皇帝做梦有关，东汉明帝刘庄於永平六年﹝公元63年﹞某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金人围着他转，笫二天大臣们帮他解析梦境时吿诉他西方有佛佗髙僧，於是明帝於永平八年派使臣往西天寻访迊请佛佗，至永平十年，兩位传法髙僧进入洛阳，由此，佛教传入我国。
鉴于隋朝暴政仅三十七年就亡的教训，唐朝初年李世民与群臣进行过一次是王道还是霸道治国的大讨论，李世民说“朕以武功定天下，但定以文德绥海内”，确立以儒学为立国基本，以佛教和道教为教化民众工具的以德治国方略。
唐朝历三个世纪，二十代皇帝有十九代都极为崇信佛教；尤其是平定“安史之乱”后,社会急需安定,人民受战乱创伤的心灵亟需抚慰,而佛教在教化民众方面可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此礼僧敬佛的社会氛围下，滁州刺史李幼卿推动建寺也就是紧跟形势,顺理成章之举,因而在此“大历”年间，归滁州管辖的全椒县神山寺也得以兴建,可见佛教盛行之势。唐时滁州是一个落后的偏远小郡，摩陀岺这样土山丘上能得皇家御批建寺并赐名，无疑是件非常荣光的盛事，也大大提高了滁州的声誉。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寺庙就是它的传承载体，它吸引民众到庙里观赏壁画，听俗讲﹝即讲故事﹞，接受僧伲传经布道，烧香拜佛，许愿还愿，还有每到赶考之年就有贫寒学子住到庙里复习等，寺庙成为教化民众的重要场所。从唐代建寺以来，琅琊寺对滁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只要细览一千三百多年间该寺屡毀屡建的不衰历史,就不难得出非常好的答案。
以上两项均是李幼卿的滁州刺史仼上所为。明朝大文人宋濂的《琅琊山游记》写道：“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邪王，山因以名，颇闻秀丽伟拔，为淮东奇观……世间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处于偏州下邑，无名胜士如幼卿者之，故潜伏而无闻焉。且幼卿固能使琅琊闻于一方，自非欧阳公之文，安足巳达于天下。
唐诗 ：诗歌的光芒照进瑯琊山
盛世唐朝的文化空前繁荣，多位文化名人来滁仼官或为瑯琊山写下诗文，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最突出的是大诗人韦应物仼滁州刺史时，写下山水诗的名篇《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写景如画，脍炙人口，为后世称许，也为滁州琅琊山美景作了有力的传播，他还写有《怀琅琊琛、标二释子》：“白云埋大壑，阴崖滴夜泉。应居西石窒，月照山苍然”琛、标二释子指两位开山建寺的髙僧,韦应物写出敬仰他们人品髙尚的怀念之情。
此外，韦还写有《游琅琊山寺》、《游西山》、《西涧种柳》、《咏雪》、《寻简寂观瀑布》等一大批诗作，对多处美景作了精彩的描述，《再游西山》诗中写道：“南谯古山郡，信是髙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薄书……”在《饵黄精》诗中写道：“灵药出西山，服食采其根。九药换凡骨，经著上世言……”把琅琊山写成仙境出灵药的“髙人居”处。
唐代大诗人顾况在《题琅琊上方》诗中道：“东晋王家在此溪﹝指琅琊溪﹞，南山树色隔窗低。碑沉字沒昔人远，谷鳥尤向寒花啼。”抒发世事沧桑，今昔之感慨，虽碑沉字没人去远，但山、树、花草和谷鸟依旧，溪水仍长流不废。
顾况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有段轶事很有趣，当时很多青年才俊都想得到他的指点提携，一日又有一青年拜访，顾边翻着呈上的诗边问叫什么名字，答曰“白居易”，顾：“长安米贵，白居恐不易”,及至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诗句大为赞赏道：“你小小年纪﹙时十六岁﹚就有这样的文笔，在长安居住不难，不难啊。”
李绅以一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两首名诗被称为“悯农”诗人，他于唐大和二年(828年)任滁州刺史，写下《守滁阳深秋忆登岸郡城望琅琊》：山城小阁临青嶂，红树莲官接薜萝。斜日半岩开古殿，野烟浮水掩轻波。菊迎秋节西风急，雁引砧声北思多。
深夜独吟延不寐，坐看凝露满庭荷。描述了他站在城头上看到琅琊山深秋的景色。李在滁期间还写下众多诗文，如韦应物在滁州写有《登楼》诗(已佚)，李绅步其原韵作和诗《登北楼》：“属怆风月夕，余当童稚年。闲窗读书罢，偷咏左司篇。”他在《悲善才》长诗中写道：南谯寂寞三春晚，有客弹弦独凄怨……。李绅来滁前曾被贬谪端州任司马，虽遇皇上大赦，但政敌作梗，幸得有人上疏才得以离开，两年后到滁州任知州。追怀往事，写下“心悲不觉泪阑干”诗句。
后来官至宰相的李德裕，也曾於开元年三月至七月任滁州刺史，他四个月任期里最重要的政绩是建怀嵩楼并作《怀嵩楼记》，为滁州留下千古名文和遗迹。宋代多名知州如王禹称、欧阳修等均写有感怀的诗词，辛弃疾感慨道：“千古怀嵩人己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
唐代书法、绘画等各种艺术也达到很髙的水平，现存琅琊寺内大雄宝殿石壁上的“观自在菩萨”就是绘画大家吴道子所绘。画面人物慈祥端庄，线条富有动感，令人肃然起敬。
曾先后任滁州刺史的李幼卿、皇甫曾以及曾任工部尚书卢弘宣、大理评事钱可复等人先后有诗文、游记刻於琅琊寺东面崖石上。曾任监察御史的柳遂与皇甫曾同游琅琊山作《题禅房深处》，并分别作同题诗《题摽上人房》并刻于石崖上。
上述诸位，既是唐代官员，更是文化名人，亦精於书法。在古代，没有现代印刷术，要保存文化艺术作品，最好的办法就是刻于石崖上或刻碑铭记，后人用拓碑的办法来“复印”这些作品，这就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碑刻或摩崖石刻，琅琊山摩崖石刻，当然是宝贵的文化遗存。2013年初，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唐代就有多件。
唐代滁州是一个“州贫人吏稀”、“尽荒山”的落后偏远小郡，滁城也很小：“南值琅琊，北通西涧”。上述众多名人的成果，为滁州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原始积累：命名使琅琊山有了王者之气，建寺有了佛光灵气，诗歌使滁州有了名气，这是大唐盛世的光芒照进琅琊山,使这座土山丘由自然之山升华为文化之山，从此开始步入文化名山之行列。
唐代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琅琊寺虽唐代所建，但几经毁后重建，早已不是当初的原貌，唐代人的衣食住行也难觅实物遗迹，一切物质的东西都随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唯有精神文化的创造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显出永恒的光辉。
今天我们承继唐代的不仅有冠名、建寺和诗文，更有盛唐时全面对外开放的大气磅礴，多元文化的大度包容，这正是今天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复兴中华所需要的精神财富。正是：一梦千年长，一杯清茶道汉唐，细叙这段历史，让人品味无穷，感佩不已。
文字来源：文明滁州
图片来源：滁州市旅游局，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小编：郭新颜
觉得不错，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