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加速器”、干部安心干事的“新舞台”、党的形象长远改善的“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民心所向，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反腐影响发展”的声音时有出现，认为高压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干部状态、影响党的形象”等言论甚嚣尘上。
安徽省滁州市，因“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也是在这里，2014年一年间，该市前后两任“一把手”落马，引发政坛“地震”。一时间，干部人心浮动、投资商徘徊观望。
压力之下的滁州市，在继续坚持高压反腐的同时，及时稳定人心，破旧立新，迅速摆脱腐败阴影，经济逆势上扬。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从全省倒数一举跃入第一方阵，干部干事创业激情重新被激发，出现了“双高现象”：高压反腐，经济高速。
“滁州实践”用事实回击了“反腐影响发展论”：反腐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加速器”、干部安心干事的“新舞台”、党的形象长远改善的“新起点”。
反腐移“山”：经济高速增长
“环滁皆山也。”这是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开篇对滁州的描述。
“腐败其实也是山，阻碍发展的‘山’、阻断民心的‘山’。”滁州市一位负责同志如是说。
2014年4至7月，滁州两任前市委书记江山、韩先聪先后被查处，主管全市最大开发区的一把手、主抓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人员相继被立案调查。
政坛巨震带来了短暂的经济下滑。但滁州市并没有因此减缓反腐步伐，反而主动加压。201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00多件，同比增长近40%；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00多人，同比增长37%。滁州市纪委书记李玉平说，立案数和处理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越困难的时候越要严肃纪律。”
从市委书记“前腐后继”被查处，到一系列高压反腐措施，很多人为滁州捏了一把汗：滁州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实践给出了回答。2015年，滁州GDP总量和增速均居全省第5位。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全省第1位、第2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和增速居第5位、第2位。财政收入总量和增速为第4位、第2位。
滁州市委书记李明说，2015年滁州顶住了经济大环境下行、查处腐败案件引起局部震荡的“双重”压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殊为不易。
阵痛之后：“政经生态”良性互动
两位曾主政一方的官员落马，必然对当地政治生态产生影响。据韩先聪自述，在担任滁州市委书记期间，为了使权力“又大又实”，他组建了“大滁城”建设指挥部，亲任政委。自此，指挥部“架空”了集体讨论的法定形式，也为两任领导“权力任性”提供了平台。
“大家第一反应是震惊，然后是痛心。指挥部模式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确实也干出了一些成绩。两任书记出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发展的方向变不变？基层同志感到迷茫。”滁州市委改革办副主任曹荣平说。
“客观地说，刚刚查处前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干部情绪波动、企业信心受损，短期内在经济数据中确实有反映。”李明说，2014年第二季度，滁州主要经济指标下滑至全省10名以后，固定资产投资排名全省倒数第一。
滁州未来向何处？对此，从安徽省委、省政府到滁州市委、市政府，都有着一个清晰的理念：反腐要抓，经济社会发展的步子一样不能停。
“四个区分”——把滁州取得的成绩、广大干部群众做出的贡献同腐败案件区分开来；把腐败案件与滁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区分开来；把案件与滁州市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区分开来；把原市委书记江山案件与其所做的一些工作区分开来。
“三个不变”——市委、市政府集体决定过的目标任务、决策措施、规划蓝图不变。
“大家都担心因此前和领导走得近被牵连。这种科学评价及时稳定了队伍，重振了士气。”滁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焦艳说。
行胜于言。滁州目前已有各类招商队伍近100个，在安徽省率先出台扶持产业发展优惠政策；不断简化办事效率，将办理项目的环节压缩达30%以上，取消前置中介服务22项，取消、缓征、降标收费111项；发挥各类用工补贴政策作用，帮助企业招工……
滁州反腐实践表明，政治生态风清气正，能够极大地释放市场自发的良性增长动力，降低市场交易隐形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反之亦然。
重构干部专心干事“新舞台”
“反腐反的是贪腐者，对于想干事、能干事、不出事的干部，反而是一种保护。”这是如今滁州干部们的普遍认识。
经济数据逆转背后干部状态的变化，是反腐的又一收获。《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滁州调研发现，高压反腐，不仅没有使干部们意志消弭，反而令他们有了专心干事谋发展的“新舞台”。
“9月10日，星期四。上午，上海华谊来滁考察现场踩点；下午，接待华谊集团投资部总经理一行8人。”“9月11日，星期五。上午，接待马孝夫、金帅电器董事长；下午，接待上海派米雷公司董事长……”在滁州市招商局局长吴孝水的工作日志上，除了少数节假日“休息”之外，每天的公务活动都是满满的。
安徽盼盼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经理步显勇说，当前滁州市干部队伍的比拼意识日渐浓厚，经常会组织企业代表开座谈会，回顾之前的承诺有无兑现，询问企业面临哪些发展难题及下一步规划。“比如我们反映过招工难问题，有关部门很快就完善招工平台，促进了一批大学生到企业交流。”
“惩处腐败，是再造干部队伍的一个新机遇”，焦艳说。滁州市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将腐败案件和广大干部区分开；二是建立了30多个方面的100余项新制度，从市委书记到乡镇书记，其职务行为都被定了“新规矩”，为干部安心干事搭建了“新舞台”；三是出台新“好干部”标准，提出对干部主要“看精神状态，不看资历深浅”等，建立干部激励新机制。
三管齐下，滁州干部的积极性被迅速激发。“主要领导被查处之后，当时很迷惘，都打算提前退休了。没想到市里对我全面考察后，让我到重要岗位继续工作，这种客观评价与信任给了基层干部很大信心，也让我重新焕发了‘战斗力’。”滁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调研员徐步卫说。
“市委市政府量化目标考核体系，给那些还在观望、不作为的干部敲响警钟，给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指明方向，在全市营造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向上的风气，大家比拼意识更浓了。”时任滁州市政协副主席、定远县委书记郑斌说。
干部的劲头上去了，经济活力随之而现。在全国经济减速的大环境上，2014年，滁州引进市外亿元以上项目340多个，到位资金700亿元。2015年，招商势头更好，全年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超400个，到位资金800多亿元。
反腐释放“中远期红利”
采访中，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短期看，反腐促进了经济健康发展和干部健康成长；从长远看，反腐对改善党的形象、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潜移默化作用。
滁州市台州商会副会长何静芳算了一笔“反腐红利账”。“滁州反腐至少释放了三大红利：效率红利，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促进党员干部既清廉为官又踏实干事；公平红利，保障了市场主体充分、有序地公平竞争；信心红利，让群众看到党风政风改进、社风民风好转，增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滁州猎豹汽车公司一位员工对记者说：“刚开始有点担心反腐可能对企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但现在是坚定支持。只有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基层群众对反腐的感受更为具体。2015年，滁州市查处了凤阳县渔政站集体贪污、受贿等一批“小官群贪”案件。在农村改革发源地凤阳小岗村，村民们谈起市里的反腐，都纷纷称赞：“贪官能做啥事？到头来还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老百姓都支持反腐败。”
李明表示，实践证明，从严惩治腐败，不仅不会损害一方的发展，“反而有利于政治生态的重构，有利于促进党员干部专心干事创业，有利于经济要素合理分配、市场功能正常发挥。”
反腐须协调三个关系
滁州市反腐实践表明，若要抢抓“反腐机遇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重视协调好以下关系。
一是处理好反腐个案与稳定全局的关系。正风反腐过程中，需要促进个案查处和局面稳定的统一，执法执纪和教育保护的统一。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贪腐案件集中发生后，基层干部中容易产生消极观望情绪。因此，需要及时区分腐败干部与其他干部，区分腐败干部的腐败行为和一般职务行为等。同时，保证合法政策的延续性，稳定市场预期与企业信心。
二是处理好抓党建和抓发展的关系。记者调研发现，面对腐败案件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滁州市委严格明确领导干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制度红线，以好的党风带政风社风，为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狠抓执行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和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为党建筑牢根基。
三是处理好依法合规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为在新常态下迎来新发展，滁州市一方面聘请法律顾问，对该市2008年以来的文件进行清理，扭转和矫正长期存在的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坚持通过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步前进；另一方面在依法合规基础上，大胆解放思想，用市场办法、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认为，正是由于敢于解放思想，滁州才能在新常态下充分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国家开发银行规划总监、信贷管理局局长郭明社评价说，“来了滁州就有不想走的感觉，就有投资的冲动，就有合作的愿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正忠 代 群 陈尚营 张紫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