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老先生在《儒林外史》中借蘧（音同渠）公子之口道出了官吏的两种做派——一为衙门内整日“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二为衙门内整日“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与之对谈的王太守不知这话是讥诮他，反倒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两种见识，孰高孰下，跃然纸上。
近百年前，一位出身名门望族（其父张文英，曾留学英国，后任长江水师管带），又经历“欧风美雨”的饱学之士——张铭，于而立之年，来到了皖东天长县，出任县知事之职。此公生平事迹难以详考。数年前，江苏淮安师院的王泽强教授曾撰写《盱眙张氏三代人》，为后人大致整理勾勒出了张铭的人生轨迹。张铭先生祖籍盱眙（原属安徽，与天长县清末同属安徽泗州）。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曾加入同盟会，出任天长县知事的具体时间为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三年（1920年——1924年）。
清末民初，官场旧习，武人骄横、文官贪婪。而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张县长倒是有些特别，上任第二年，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起意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教堂式的小洋楼。这座据后世建筑学者认定为“希腊古典、罗马古典、文艺复兴古典、巴洛克风格以及中国古典等多重风格的杂糅体。”不是别墅公馆，也不是衙门大堂。从一开始，它就按照“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要求进行了设计和建造。
根据后人的实地测量，图书馆占地面积338.8平方米，按“藏、借、阅”三段式组合布局，为西方古典式立面、巴洛克装饰风格，同时参杂了中国传统元素，应为中国早期留学归来的建筑师负责设计。建造之初，藏书约5000册。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文人学者都有藏书的传统，江南一带，文风鼎盛，私人藏书家数不胜数，著名的有“天一阁”“百宋千元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等等。其中不乏珍本、稀本、善本，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不过，为后人所诟病的是，他们大多有着浓厚的封闭性或者说是保守性，藏书者大多将所搜集之珍本书籍藏之高阁、秘不示人。甚至有“书不借人，书不出阁”之说，故而阻碍和影响了文化的跨地域传播。此为吾国知识阶层之旧习。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完完全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着眼的是“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是西方文化教育理论在东方专制古国传播的实践。张铭先生此举，实为开风气之先，图书馆开放后，订阅大批白话新书刊，虽至引车卖浆者流，只要有心向学，皆可入内，颇合当时追求“民主与科学”之新气象。近世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建设公共图书馆虽为一时之风气，但由于费时耗力，故其址多于通商大邑或省会城市，如天长县图书馆之建设，实为凤毛麟角，鹤立鸡群。
问题来了，20世纪20年代的皖东小县——天长，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群十不及一。科学知识尚未普及，教育建设也无从谈起，第一座中学要到1928年后才出现，农村的大多数地方，依然守旧愚昧。耗费白花花的银元，建造美轮美奂的西式图书馆，值得吗？这样的疑问，当时就已经有了。
其实，类似的“图书馆之问”，非天长一地所独有。梁启超先生是吾国图书馆事业的热心提倡者，但他也一再强调：“反对多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在今日现状下，我以为徒花冤钱，绝无实益。”其理由，无非是“就读者方面论……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官吏及商家，贩夫走卒，以至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上的讲演辞》。然而，这种看法，在图书馆专门学者看来，却大有可疑之处。原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先生当时就明确提出，群众图书馆贵在“所以启民智、伸民权、以利民生者也”,应当大力提倡建设。两位先生，一老，一少。观点也是一保守一激进。实践证明，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看似实际，恐怕还是错了。
（梁启超）
现代公共图书馆出现以后，并没有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成为贵族式、学术性的专门机构，相反，成为了探索反抗思潮的源头之一：我们不要忘了，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先生就曾经担任过北大图书馆的馆长，而毛泽东同志也曾经做过图书馆的馆员，这些，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天长图书馆的出现,为死水一潭的皖东小城带来了清新之风.主事者兼收并蓄的作风,使得一批左翼文学刊物和进步出版物得以在青年当中传播。革命火种的传播，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据天长地方史料记载，天长图书馆建立后，周原冰、徐速之等一批革命先行者在馆内吸收了大量救亡图存的新知识、新理论，思想逐渐进步，进而融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洪流当中。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无政府主义，民国初年，形形色色的理论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穷乡僻壤建一座西式图书馆，这样的计划，够大胆，也够新潮。今天，我们很难再揣度当年先生作此选择的根本原因。或许，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可以为我们探究这个话题提供帮助。张铭早年求学的芝加哥大学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于1890年创办。学校图书馆在美国高校中享有盛名，据说今天已经拥有800余万册图书。20世纪初，该馆已经得到广泛关注，1903年，梁启超曾经参观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并且感叹“体操场、图书馆规模之大”和图书馆的的开架管理方式。我们完全可以想见，1901年代的张铭在芝大求学期间，对规模宏大的芝大图书馆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或许，这也是当年张铭先生兴建图书馆的一个内在动因。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民国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战火经年不熄，国事日非，生灵涂炭。先是剪辫、放足、开学校,继而是兵匪肆虐，外寇横行、水旱蝗灾，乃至于鱼米之乡，匍匐于异国征服者的铁蹄下，小城图书馆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抗战军兴，一方风雅之地，竟然成了东洋鬼子打造的人间地狱。
多少年过去了，斑驳的老城墙消失了，孔庙改成了学校，灯火通明的城隍庙大戏台也湮没了。唯有图书馆风景依旧,在变与不变之间，固守着一方天地,
风云动荡的年代，搭建了五光十色的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面容或清晰或模糊的角色。按照王泽强教授的研究，张铭先生一生坎坷，宦游万里，这一生做过“百里侯”的张县长，当过北洋政府安徽省长公署、北京大总统府的秘书，跨越万里重洋做过总领事，也曾在国民党政府佩戴过少将军事参议的军衔，最终在上海作了人民政府的参事。老先生身处鼎革之际，一生行止，似乎很难用“进步”或“保守”来加以概括，其人其事，也似乎很难用非白即黑来加以论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他竭尽全力设计和建造的天长图书馆，经历了风风雨雨，旧貌不改，堪称老先生为吾邑乡人留下的一份“文化遗产”。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世上，多少人曾经少年立志，挥斥方遒，能得遂所愿，青史留名的，又有几人呢？
百年图书馆，当日手植之木，亭亭如盖，楼角红墙青砖，苔痕斑驳，后人徘徊其间，凭吊怀古，咏史思今，都会想到它的缔造者——张铭先生。行文至此，话头又回转到了开头，张先生早年越洋跨海，接收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学术的熏陶，但现在看来，张先生骨子里还是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我们可以想见，在皖东小城，至少在当时张先生的想象中，还是希望那个小小的衙门里，多一些““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少一些“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将近百年的光阴逝去了，天长图书馆迁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图书档案大厦，青年们，还有老人、妇女、儿童，只要他们愿意享受读书的乐趣，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张漂亮的书桌，一个安静的角落，而这，岂不正是当年的张先生所孜孜以求的吗？
（天长图书馆新馆阅览室）
（天长图书馆新馆）
